陈永贵去世16年后，儿子接受采访时透露：其实我爸的遗嘱是改过的

“其实父亲的遗嘱是改过的，那8000块钱没有全部上交党费。”面对记者的采访，“农民副总理”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这样说道。此时是2002年，距离陈永贵老先生逝世已经过去16年。在陈明亮说出这句话之前，人们都知道陈永贵在临终之前立下遗嘱，要把自己在担任副总理期间攒下的8000元全部上交，作为党费。那么，陈永贵后来为何要修改遗嘱呢？这背后是否存在什么隐情？陈永贵其人在成为副总理之前，陈永贵一直是一位普通的、田间地头最常见的一位农民，日复一日地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。和大寨村的其他每一位村民一样，当时陈永贵每天的工作，就是上山垦地与种田。性格敦厚、天性乐观的陈永贵曾说：“我本来就是农民，农民当然要种地啊。”当时我国正处于动荡时期，民国刚成立3年，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内忧外患之下，国内的百姓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陈永贵家世世代代都是靠种田养活自己的农民，而天候对种田而言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若是遇上什么灾害，地里颗粒无收，就连能保证自己不被饿死都很艰难。陈永贵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，从小就开始跟着父母种地。二十世纪伊始，陈永贵的老家遭遇了一场旱灾，粮食颗粒无存，全村人白白忙活了一年。更糟的是，这种情况若是持续下去，他们都会饿死。无奈之下，陈永贵一家逃荒到了大寨村，就此在那里安家落户，成为了大寨村的村民。但毕竟天候的影响是大范围的，大寨村当时的情况虽然比从陈永贵的老家好一点，但也只是一点而已。陈永贵一家发现大寨村基本上也种不成多少粮食，这里的村民大多都去干苦工，只有这样才能赚到一点钱买口吃的。但在那种大灾之年，就连收苦工的都没有几家，普通的农民要想养活自己实在艰难。在日复一日的饥饿折磨之下，陈永贵的父亲最终还是不幸离世。那一年，陈永贵仅仅9岁。身为家中唯一男丁的陈永贵，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担负起养活全家的重任。但是，就连成年人都找不到活干，他一个10岁不到的小孩子又能做些什么呢？陈永贵找到村中的富裕人家，恳求他们给他一份活干，他不要工钱，只要能混一口饭吃就好。对当时的他来说，活着就是唯一的目标。就这样，陈永贵靠着给富农帮工，总算是活了下来，熬过了那段最艰苦的灾荒时期。长大之后，随着土地的情况有所好转，陈永贵又回归了从前的种田生活。他每日坚持不懈地辛勤劳作，同时也会找机会去富裕人家做工，几年后终于摆脱了曾经吃不饱饭的生活状态，有了稳定的收入。尽管依然远远称不上富裕，但最起码不再是连活下去都是一种奢望了。陈永贵26岁那年才娶上媳妇。在那个年代，同村的其他同龄人别说成家，不少人孩子都有好几个了，其中生得早的，大孩子都可以下地干活了。当时是1941年，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。几乎全国都处在日本鬼子炮火的威胁之下，大寨村也不能幸免。日本人在来到大寨村之后，就用武力强迫当地百姓建立起所谓的“维持会”，让百姓们为日军做事。陈永贵被推举为维持会的代表。起初，陈永贵没有多少文化，对社会的认知也十分有限，面对这维持会的职责完全是云里雾里。但在当上“代表”，站在高处看到了更多东西之后，陈永贵猛地意识到：这维持会，不就是“汉奸”吗？原来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间，成了一个帮鬼子伤害同胞的人？陈永贵悔恨不已，当时就想直接退出维持会，但面对鬼子的威胁，他绝望地发现，自己早已身陷囹圄，难以脱身。为了活下去，陈永贵只能继续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，但他从不完全遵从鬼子的命令。利用自己的身份，陈永贵常常暗中帮助那些遭到或即将遭到迫害的百姓脱身。但他的“阳奉阴违”很快就被鬼子发现。陈永贵被撤掉职务，还被关押起来，差点就丢了性命。1945年，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，中国人民获得了胜利。全国上下欢欣鼓舞，人人都在庆祝胜利。陈永贵则因为曾“为日军办过事”遭到诟病，但是好在曾受他帮助过的人们都愿意站出来为他说话，陈永贵这才得以洗脱“罪名”。也是从这时起，陈永贵第一次对我党和共产主义有了了解，也第一次知道了毛主席的理论。在土地改革之后，大寨村的百姓们都分配到了土地和房屋，大家都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“翻身做主人”，陈永贵自然也是。陈永贵自此开始主动了解更多有关我党的信息，并在1948年加入了我党，成为一名党员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陈永贵也读到了毛主席的著作。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陈永贵还是了解到了毛主席的思想，并为之大感震撼。被推举为村书记1952年，陈永贵被推举为大寨村村书记。从这时起，比起以前单纯的种田劳作，陈永贵的职责又多了一项：带领全村百姓一同进山开荒，在山中开垦出百亩良田。开荒的过程十分艰难，但陈永贵从不叫苦叫累。从鑿山破石到开垦土地，陈永贵带领村民们勤奋劳动，从来不摆出所谓“干部架子”，事事躬亲，一切似乎都与他当上书记前没什么不同。1959年，全国许多地方都遭遇旱灾，不少农村的农田都种不出庄稼，大寨村也受到波及。大寨村地处黄土高原，一直以来就饱受缺水的困扰，如今再遭到旱灾，粮食产量骤减。在陈永贵的号召和亲自带动下，大家从山下挑水，用肩膀扛着两只装满水的桶回到田里，一点一点地用这些水救活了即将干死的庄稼。在那个困难的时期，大家团结一心，相互扶持，保住了自己的粮食，成功挺过了灾荒。有了陈永贵的积极引导，大寨村的村民们也有了和他一样吃苦耐劳的乐观精神，大家一同努力劳作，在其他许多村子还深陷困难的时期，大寨村就开始了增产增收，村民安居乐业。陈永贵和大寨村的事迹逐渐传开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的名字，对一手带领大寨村走出贫困的陈永贵敬佩不已。副总理1963年的一天，陈永贵受邀向众多村民们传授劳作和增产经验，他当时还不知道，坐在台下认真听他介绍的人中，有一位是作家赵树理。赵树理听了他的讲话，心中十分惊喜：也许陈永贵自己都没有注意到，虽然他在讲话中一句也没有提到毛主席，但他的话语里处处都是毛主席思想智慧的影子。在赵树理的传播下，国务院也很快得知了此人的事迹。1964年，陈永贵来到人民大会堂的讲堂，传播大寨村的先进经验，台下众人无不被陈永贵和大寨村村民的精神所打动，在演讲结束后立即献上热烈的掌声。毛主席在同年的一次会议上指出：要把大寨村和陈永贵的精神作为学习的对象！1975年的人大上，有12位副总理被任命，其中就有陈永贵的名字。在中央开始工作后，陈永贵却拒绝了每月几百元的高工资高福利，他甚至根本不拿工资。陈永贵即使在担任副总理期间，也一直穿着一身朴素的农民装扮，从未忘记自己的本色。当时，陈永贵一家就只靠山西当地每月给他发放的60元补助生活，后来涨到100元。陈永贵这一生都过得十分简朴，也从不贪图奢侈享受，即使当上副总理，他的日常生活似乎也与其他普通农民没有任何区别。陈永贵还实行了工作时间的“三三制”：三分之一时间用来种田劳作，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，剩下三分之一时间用来处理公务。在当了5年副总理之后，陈永贵慢慢地还是感觉不太适应，于是他主动辞去了这一职位，回家继续务农。家中财物8000元陈永贵晚年罹患肺癌，发现时已是晚期，从那之后便住进了医院。陈永贵让妻子帮忙收拾一下家中财物，最后总共收拾出了8000元，这就是陈永贵在当了5年副总理之后攒出来的全部家当了。陈永贵本就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不在意，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。此时他自知时日无多，对这些钱更是没有半分留恋，当即打算立下遗嘱，将8000元全部交给党组织，作为党费。但是，妻子阻止了他：“这是我们家全部的钱了，你都交出去，我们孩子怎么上学？”陈永贵也感到有些无奈。家中的小儿子已经差不多到了该上学的年纪，作为家长，再怎么说也不能让他上不起学。于是，陈永贵修改了遗嘱的内容，将3000元留作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剩下的部分则交作党费。始终保持着淳朴和本分的“农民副总理”陈永贵，为他的孩子立下了一个高大的好榜样。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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